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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中山、黄兴等革命派领导人在民国初年的所作所为，首先出自他们对形势估计的失误，认为革命告成，南北统一，今后理当以建设为中心，“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，必至日弄日纷，每况愈下而已。必先从根本下手，发展物力，使民生充裕，国势不摇，而政治乃能活动。”其次在于他们对袁世凯政治立场判断的失误，认为袁将在种种约束之下，以民主共和为依归治理国家。再次是他们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，自觉功成身退为政治家之理想境界。故他们在民国初年风尘仆仆，奔走于各地，宣扬其建国理念，投身于实业建设，表面上倒也轰轰烈烈，实际上却于事无补，反被袁世凯利用以对外展示其和平、统一、建设之门面。自袁世凯接过临时大总统职务后，表面上对孙中山等革命领导人示以尊崇，并企图利用他们的影响，加速消解南方革命派的实力，巩固其统治地位。同盟会退出北京内阁后，南北关系一度紧张，袁世凯遂派专人南下，到上海邀请孙中山、黄兴北上“调停”。孙、黄出于和平建设的良好愿望，分别在1912年8月24日和9月5日到北京。在京期间，他们与袁多次晤见商谈。袁态度“谦恭”，将孙、黄捧为建立民国之“首功”，南北统一之“关键”，民国安危之“所系”，并表示俟大选告成、国会召开、正式总统选出后，他也将退为国民，与孙、黄共谋社会事业。袁世凯的殷勤表现与旦旦言辞，使孙中山、黄兴颇为所感，认为“袁之为人，很有肩膀，其头脑亦甚清楚，见天下事均能明澈，而思想亦很新”；表示他们此行“旨在赞助袁大总统谋国利民之政策，并疏通南北感情，融和党见”；“调和一切，使我同胞无稍隔阂，和衷共济，以巩固民国基础”。为此，他们在各种场合发表意见，要求革命党人“破除党界，勿争意见，勿较前功”；“提倡人人除权利心，以国家为前提”；“唯一宗旨，愿在扶助政府”。为了进一步将孙、黄纳入其彀中，9月9日袁世凯特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。25日又公布八项政纲：（1）立国取统一制度；（2）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，以正民俗；（3）暂时收束武备，先储备海陆军人才；（4）开放门户，输入外资，兴办铁路矿山，建置钢铁工厂，以厚民生；（5）提倡资助国民实业，先着手于农林工商；（6）军事、外交、财政、司法、交通，皆取中央集权主义，其余斟酌各省情形，兼采地方分权主义；（7）迅速整理财政；（8）竭力调和党见，维持秩序，为承认之根本。结果，孙中山和黄兴的北京之行，被袁世凯利用以表明其与孙、黄见解一致，营造了南北和谐统一之气氛，有利于袁巩固其当时还不十分稳固的统治。就在孙、黄在京期间，袁世凯还与他们相商，促成自己的心腹、内务总长赵秉钧于9月25日出任总理，完成了全面控制北京政府的图谋。革命派不仅同意赵的任职，使其顺利上任，而且拉赵及其阁员加入国民党，以此促成“政党内阁”，以化解双方的矛盾。殊不知赵秉钧从未认同“革命”，以其在内务部之经历，对镇压革命党人倒是心狠手辣，正是他在几个月后领袁命指使人刺杀了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