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农民》：穿越时空的正义之战

     曾經天真的電影世界，因為二戰帶入黑暗深淵之中，那二戰之後又有沒有任何一場戰爭改變電影人，或者敘事方式，例如越戰發生下的美國電影，或者為爭取獨立，舉起反殖旗幟的第三世界.     我們又如何去描述這些世界？是不是只有一種講述方式？是不是只有娛樂化，奇觀化的視聽形式，才可以將戰爭最殘忍一面刺激觀眾？看得我異常不安的，就算電影穿插了真實人物的紀錄訪問，又借助動畫重現也好，也隱藏不了背後那一套美國電影的敘事模式，最戲劇性的情節帶出關鍵時刻的重要，極煽情地對年輕生命離開的無奈，還有最後一定要借助充滿正能量的文字來交代主角往後人生，形式與故事的政治性背道而馳，一位一生反美，努力將第三世界的聲音帶到西方的記者，竟然是以美國電影中的大英雄視覺來講述，這不是一種諷刺和不尊重？還是你想記者從棺材彈出來找你這班創作者算帳？跨界导演还是更适合从短片起步.     镜头设计和画面呈现几乎到了刁钻的地步，中远景里每一帧的调色、光影、构图都是制作严苛的工艺品：后果是，自然风光宛如布景，生活片段仿佛摆拍——精美的彻底失去了生趣，失去了讲故事的功能.     如果编剧采用的是表现主义或者田园诗式的叙事风格，搭配如此工笔倒也未尝不可；偏偏故事本身由碎片化的日常流水账构成，画面和叙事就总是不能协调——配乐亦然：情绪过于饱满的音乐融不进叙事的腔调.     要之，电影语言诸元素间的平衡与协调失当，是电影意识有问题.     不过也可能导演压根不在乎这些，就想串联画面以满足自己的审美欲望；又或者对驾驭剧情的能力不自信，才最终选择了倚重更加熟悉的美术效果——无论如何，作为一部电影，因文害义总不是好事.     文胜质则史，质胜文则野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；专业训练还是很重要的.     《农民》创作于1897年，属于安东·巴甫洛维奇·契诃夫的晚期作品，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19世纪80、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，表现了他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.